4月1日，邵淳得到消息，公安机关将于4月2日抓捕戴岳、刘兴元、刘继等人。他于当日晚紧急约见高增厦和王广平，向他们通报了国家要抓捕戴岳等人的信息，并要求他们一定要保密。邵淳之所以要向高增厦和王广平通报此事，因为他们是“瓦良格”项目联合领导小组成员，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应该让他们知道。

第一个被抓的是刘继律师。

4月2日凌晨2点左右，刘继正在睡觉，忽然传来敲门声。这么晚了，什么人？门外回答：“北京市公安局的。”

打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七八个人。一个领头的说：是刘继律师吧？有件事，需要你配合一下。

刘继被带到一个宾馆，被监视居住了10天。在此期间，刘继被询问了一些问题：到乌克兰是怎么回事？“瓦良格”项目是怎么参与的？其中做了什么事情？等等。

刘继反复向办案人员“交代”经过，最后办案人员把在乌克兰交船时交付的全套文件拿来让他确认，因为这些文件当时都是过他手的。据刘继回忆，办案人员对他挺客气，应他要求，每天让他喝点小酒，但是不准他离开房间。

第二批被抓的是戴岳、王毅民、刘兴元。

4月2日是个周日，戴岳和王毅民本来应该休息，因为公司有事，他们准备去公司加班。早晨8点多钟，戴岳开了一辆“大宇”牌汽车，王毅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汽车刚从他们居住的解放军后勤学院大院出来，就有两辆挂有“京O”号牌的轿车呼啸而上，一前一后把“大宇”加在中间。

戴岳说：怎么回事？下去看看。

他们刚下车，就被几个黑衣大汉围住了。

“别动，我们是警察！”接着手就上来了，非常专业地从他们腋下到脚腕迅速搜了一遍。王毅民后来得知，事先有人告诉他们，这两个人都当过兵，身上可能带着家伙。

警察搜完身，接着把他们二人分别带上前后两辆“京O”汽车，一个警察开着戴岳的“大宇”，三辆车沿着复兴路向东，朝着长安街的方向飞驰而去。王毅民坐的那辆车的后座上，堆了好几件棉大衣，估计警察这一夜都是在车上睡的。想想警察这个职业也挺辛苦。一定是因为戴岳和王毅民住在部队大院里，警察不便到部队大院里抓人，只能在外守株待兔。否则他俩就会像刘继那样，半夜就被带走了。

王毅民坐的那辆车上有三名警察，前座两名，后座一名。王毅民问身边的警察：到什么地方去啊？

那警察黑着脸说：别说话！

王毅民闹了个没趣，便不再说话。随他们去吧！

汽车最后在北京火车站附近一个小胡同的一座破旧的三层小楼前停下。王毅民从车上下来，看见戴岳，就走过去对他说：怎么回事啊，老戴？

还没等戴岳回答，立刻有一名警察对王毅民说：不准说话。分开！警察大约是怕他们“串供”。

他们被两拨警察分别带走了。王毅民被带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两名警察都对他挺客气，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开始问话。

闲聊中，王毅民了解到，那个负责询问他的警察原来曾在北京军区服役。警察问王毅民：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个船卖给台湾？ 

王毅民说：怎么可能？你想啊，你也是当兵的出身，咱当兵的这点觉悟和常识还是有的，怎么可能把船卖给台湾？”

下午，警察又把王毅民和戴岳拉到刘继所在的那家招待所。

其间，警察从戴岳处要来东方汇中公司的钥匙，让王毅民到公司去拿与“瓦良格”项目有关的文件。在去公司的路上，王毅民问警察：你们凭什么把我们弄起来不让回家？（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