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炳仁是北京市金融工委的干部，1998年10月，邵淳第一次被调查期间调到华夏证券工作，是赵大建牵头的“四人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位置排在赵大建之后。

程炳仁马上给北京市金融工委写了一个报告，大意是：邵淳同志反映的情况，我司不好处理，请示上级酌处。邵淳情况反映附后。

程炳仁亲自把材料送上去了。

报告送出以后，邵淳心中惴惴不安，不知他的“冒死上谏”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尽管他知道自己心怀坦荡，毫无私利，是经得起组织调查的，身子正不怕影子斜嘛！可这购买航母的项目，几个亿的资金砸进去了，能不能收回来不知道，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航母，国家要不要也不知道。如果船回不来，钱就回不来；如果钱回不来，国家的损失可就大了！这事总要有人出来负责的。谁负责？当然是决策者啦！那是三四个亿的人民币啊！即便定性为“决策失误”，邵淳也难辞其咎。他已做好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

等待高层消息的那十几个小时，是邵淳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光。焦躁，漫长……

终于，邵淳等来了好消息。他的报告受到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

邵淳事后了解到，四份材料，国家安全部的动作最快，当天晚上就报到高层那里去了。随后，另外几份也都报上去了。

中央领导接到报告后，作出三条批示，大意是：一、要不惜代价，把“瓦良格”拉回来，不能落到台湾人手中。二、请刘积斌同志负责，由国防科工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接手“瓦良格”的后续操作。三、今后此类国家重大采购，宜由国家指定的职能部门办理。

3月18日，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此事。王××被叫到会场接受质询。

那一年的3月20日，台湾将进行大选，根据民调显示，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的概率很高，中央非常关注台湾选情。就在这个敏感的时期，突然冒出来一个与“瓦良格”号航母有关的“台湾公司事件”，引起中央高度重视，这也导致了正处于困境的“瓦良格”项目出现重大转机。

“台湾公司事件”是“瓦良格”项目的重要转折点。为了保证我对这个事件的表述尽量客观、公正，我不但要听邵淳怎么说，张勇怎么说，还要听听其他当事人怎么说。可惜，刘兴元因为涉嫌经济诈骗一亿多人民币，被抓起来了，无法采访他；王××则行踪诡秘，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无法采访。所幸我在高增厦的帮助下，采访到了另一位重要当事人戴岳。并在戴岳的帮助下，采访到了“台湾公司事件”的具体经办人、原东方汇中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毅民。“戴岳版”和“王毅民版”的故事，还真与“邵淳版”有所不同。

综合戴岳和王毅民介绍的情况，下面说说这个件事的另一个版本。

1999年7月初（这时“瓦良格”项目尚未完全交给东方汇中），经王毅民的朋友牵线，戴岳认识了香港新中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的老板。新中华公司愿意向中国大陆企业借贷资金，只是利息比较高，尤其是一次性贴息更高。当时东方汇中公司启动的吉林和龙脱硫净化装置和重庆西南制药一厂二期迁建工程项目缺乏资金。对方研究了这两个项目的资料，认为很好，双方约定在深圳谈判。

谈判期间，东方汇中公司按照惯例，要求新中华公司提供资信证明。对方以公司更名改组为由，暂时搁置了这个项目。一直拖到2000年2月初，项目重新启动，此时新中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已更名为远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2月12日，双方签订了《申请贷款确认书》等一系列文件。2月15日，远东公司用传真发来了台中市花旗银行8亿新台币的银行本票复印件。（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