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因为事情多，邵淳对徐增平的这番话也没细琢磨，现在回想起来，徐增平是想给他提供一条后路。邵淳心中有“佛”，自然也就不会想到“魔”的后路。

2000年3月27日，邵淳召集张勇、吴巍在深圳景轩酒店2710室召开的特别会议结束，邵淳让秘书王中整理了一份《特别会议纪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张勇先生和吴巍先生表态，不计较个人得失，继续以国家利益为重，服从权益人华夏公司的安排，配合华夏公司尽快理顺法律关系，保全资产，将船安全拖回。

最后，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在“瓦良格”号航母项目运作上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并同一切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做斗争，使航母项目恢复到初始运作的目的上来，并严格保密，避免出现不利影响。

邵淳组织召开的这次深圳特别董事会，为日后的“瓦良格”项目移交和澳门创律公司的资产分割打下了良好基础。张勇和吴巍的态度，也为日后国家顺利接收“瓦良格”号航母起到了积极作用。

由于“台湾公司”的介入，“瓦良格”项目一下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国家领导人的过问，使这个一直由民间操作的商业项目，终于变成了国家行为。从1998年3月徐增平拍得“瓦良格”购买权时算起，到2000年3月，这个像蜗牛一样缓慢行进的项目，这时开始驶入了“快车道”。

不过张勇一直认为，所谓“台湾公司”介入“瓦良格”项目之说，比较勉强。

2015年5月17日下午，我在北京采访邵淳时，张勇陪同采访。邵淳说起王××给他提供情报的事，张勇马上插话说：“邵总，王××这个人我认识，他请我吃过两次饭。”

据张勇回忆，大约在1999年七八月间，王××给张勇打电话，自报家门，说他是王××，要请张勇吃饭。张勇问他有什么事，他说见面就知道了。

王××约张勇在东郊民巷的首都饭店吃饭。一共在那里吃过两次饭，第一次主要是认识一下，没有谈实质性问题；第二次王××就提出了想参加“瓦良格”项目的要求，希望张勇给他介绍点事做做。张勇婉言推辞道：我只是帮助华夏证券公司干点具体事，其他事情做不了主。

我在胡乱猜想：会不会因为王××想参与这件事，给邵淳设了一个局，借机把事情搞大，把别人挤出去？

我在采访戴岳时，曾说起王××找过张勇的事，戴岳说：王××要插足，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

我不知道王××为什么舍近求远，不找熟悉的戴岳，却找不熟悉的张勇。

后来我专门与张勇讨论“台湾公司”介入“瓦良格”项目的可能性，张勇认为，两亿美元不是个小数字，在没签协议的情况下，可以说“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把银行本票开出来了，这是违反常规的，一般来说不大可能。

听他的意思，如果有这张银行本票，也是伪造的。

我问张勇：“到乌克兰找评估公司是你去签的协议，刘兴元和戴岳都没去，他们怎么知道评估报告3月18日出来？”

张勇说：“王××和杨秋实是亲戚关系。帮助联系评估公司的萨沙是杨秋实介绍的。也可能王××通过杨秋实去问萨沙，萨沙去问的评估公司。”（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