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和戴岳当时看过航母图库之后，张勇悄悄提醒戴岳：不要轻易提要求，防止被他们敲诈。就是他把图纸给了你，乌克兰海关也不会让出境，这不是他能决定的。

戴岳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告诉对方：图纸的事情以后再说。

二人带着新签的两份协议回到北京，向邵淳汇报了乌克兰之行的收获，也谈了他们了解到的一些难处。邵淳听说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瓦良格”项目几乎毫无进展，还因此增加了几十万美元的码头停泊费用，气就不打一处来，忿忿地说：徐增平这个骗子！我们让他给坑苦了！

三

张勇回到香港，徐增平连续给他打电话要求见面，并希望他向有关领导汇报。1999年9月7日晚，张勇根据邵淳的指示，到徐增平办公室，与他进行会晤。随后，张勇将与徐增平的谈话整理出来，发往北京。

以下是张勇整理的不做文字修饰、也不加评论的《徐增平谈话纪要》－－

“我希望我们双方共同努力把航母拖回来，对大家都有利，不希望别人看笑话……”

“北京的合作伙伴都不错，高老板、邵老板等都很好。可怎么不相信我呢？把事情弄成这样，不理解……”

“我确实想尽快把船拖回来，但我确实当前自身困难很大，天天有人上门催债，若我不在，别人以为我跑了，那么事就闹大了。我处在生死关头，若北京高老板（指高增厦）等像吴总（指吴巍）承诺我的那样，帮助我一下，比如，我把20%股份转出去，先给我20%中的20%，大约1500万港币，我把火救一下，马上配合去拖船。等船回来后，再分期给我钱都可以。到时我有了钱，我真不想把20%股权转出去，目前是无办法之办法……”

“若北京真能考虑支持我一下，我会首先向高老板检讨我的问题，同时我会由香港律师出一份大授权书，请北京你们全权处理此船之事，但土耳其我亲自负责解决，保证通行，费用有我支付……”

“老张，我说心里话，我可不愿意大家搞得你死我活，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项目，大家又都是很不错的朋友，希望你能把我的想法尽快（今晚）转告北京领导，希望在9月10日前有个明确结果。”

“我希望近日到北京与高老板、邵老板、戴老板（指戴岳）、吴总等会晤。”

“若不能理解我的困难，不能支持我眼前的燃眉之急，那我就不顾一切采取以下行动：我已经准备了10天左右，也有人给我出主意：一、我将由我的大律师给乌克兰船厂发一份律师信，告知我们船东内部有法律纠纷，该船不得拖走，来阻止你们。二、我又准备了一封给上层有关领导的信，是报告全部具体过程，包括谁出资金，给谁去买船等，这样就会牵涉到许多人，但我也没办法。如果大家斗到底，我就要你死我活。假如你们打狗，也应最后给它一条路，让它跑了为好，若死逼打它，狗也会临死之前咬你一口。三、我已与有关方面准备卖船，9月10日为限，因此你们应在此时做出决定。否则10日后，我不会再与你们有任何联系，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四、我的律师也研究了与泰信达签的股权协议，在甲乙丙三方的责权利条款中，是你们丙方违约。我们将采取法律行动，我会闹得大家都不太平。五、我知道你们的计划，我将在你们拖船之前，采取有关行动，看你怎么办！”

据张勇回忆，徐增平要求谈话的中心意思是要向华夏证券公司借钱，你不借钱，我就给你毁了！

从张勇的原始记录中，徐增平提到“打狗”，并称“应最后给它一条路，让它跑了为好，若死逼打它，狗也会临死之前咬你一口”。话语之中，真有点“狗急跳墙”的味道。

当时邵淳已经认清了徐增平的面目，自然不会再借钱给他了。他与张勇这次带有威胁性的谈话，让邵淳对他产生了更大的警惕性。之前1999年8月3日的特别股东大会，邵淳为了照顾徐增平的情绪，还给他留了一个普通经理头衔。而他近期的表现，越来越不像话，居然向北京“联合领导小组”发出“狗也会临死之前咬你一口”的威胁。邵淳认为，必须把他彻底清理出去，以免后患。

1999年9月中旬，乌克兰方面给澳门创律公司发来邀请函，邀请戴岳和张勇去洽谈“瓦良格”交船事宜。为了保证下一步的交船谈判顺利进行，1999年9月23日，刘继以澳门创律公司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黑海造船厂的函，由戴岳签名发出。该函主要内容是申明我方付款义务已完成，分别是：2000万美元购船款已于1999年4月30日之前付清，617.7177万美元滞纳金也已于1999年9月19日付清。该函还承诺，1999年9月30日后每天向乌方支付1万美元的停船费。

由于乌方多次重申，购船合同10月底到期，为防止差错，戴岳专门安排了第二次乌克兰之行。

当时张勇正忙于准备两个法律文件，一个是与乌克兰谈判用的文件，一个是召开澳门创律公司股东大会的文件。

戴岳对张勇说：“张总，你在香港准备法律文件，我先去，需要签字的时候，你再飞过去。”

戴岳和刘继先到土耳其，见到了乌克兰马什公司介绍的一个土耳其富豪，向其咨询下一步“瓦良格”号航母过土耳其海峡的有关事宜，之后抵达黑海造船厂。戴岳与乌方敲定了交船日，并使乌方认可和接受了他需提交的所有证明文件，排除了交船之前的所有障碍。戴岳和刘继的乌克兰之行取得圆满成功。同时戴岳也发现，对方有个别人态度有些冷淡。戴岳很奇怪，回来以后对张勇说：“张总，这次×××态度很消极，不知怎么回事。”

张勇忽然想起自己答应送手机的事了，就说：“我曾经说每人送他们一部手机，你没有带礼品，我又没去，肯定人家以为我故意回避了。下次去一定要带上。”

就在这时，东方汇中公司发生了一件事，高增厦被迫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所谓“被迫”，就是徐增平在背后搞的鬼。

1999年4月，东方汇中公司接手“瓦良格”项目以后，高增厦开始利用他的一些资源展开工作，并对徐增平进行短兵相接的面对面斗争。经与徐增平进行几个回合的交手，高增厦明确提出：目前不要和徐增平纠缠，先把航母弄回来再说。等航母一拖到中国口岸，再找徐增平算账！

在东方汇中公司介入“瓦良格”项目的同时，邵淳派出吴宇和吴巍找徐增平谈判，迫使徐增平用澳门创律公司的股权冲抵他挪用的购船款，最后经吴巍的不懈努力，成功获得了超出预期的80%的股权，并将徐增平从董事会驱逐出去，剥夺了他运作“瓦良格”项目的资格，邵淳把项目交给东方汇中公司运作。

因此，徐增平对高增厦的态度不言自明。

1999年9月中旬，徐增平给中央军委某领导写信告了高增厦一状，说高增厦作为一个将军，参与买航母这个项目，政治上很敏感，影响巨大，如果美国联合东南亚各国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将会给我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云云。这位领导将此信转给总后勤部。总后派人调查此事，还曾找吴巍等人了解过情况。（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