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汇中公司团队中的高增厦、王广平、戴岳、王毅民、刘继等人，在“瓦良格”项目上也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同时也都做出了牺牲，特别是戴岳、王毅民和刘继。

戴岳是这个项目中争议比较大的人物之一。但邵淳认为，戴岳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先说贡献，再说争议。

戴岳于1999年3月16日正式参与“瓦良格”项目，到2000年3月1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抓捕，时间整整一年。

他曾经三次赴乌克兰黑海造船厂，和张勇一起厘清了前期徐增平遗留的问题，结清了滞纳金、靠港费等808万美元欠款，于1999年10月24日和张勇一起与黑海造船厂签订正式购买“瓦良格”合同，获得了船主证、造船证等十多份法律文件。这是没有争议的贡献。

再说争议，就是那个“台湾公司事件”。

戴岳自参与“瓦良格”项目后，该项目的两次大的转折，都与他有关，一次是正式签约，获得船主证和造船证，一次是把项目正式交给国家（他是被动的）。故此，邵淳认为戴岳对“瓦良格”项目贡献很大。

在邵淳写给中央领导的报告中，本来没有提王毅民，但是在公安局抓捕戴岳时，因为王毅民和戴岳在一个车上，就被一起抓走了。虽然办案人员对他很客气，但他和戴岳一样，被关了10天。让他本人和家人都受到不小的惊吓。

和王毅民相比，刘继还要“不幸”一些。

2000年4月12日，刘继被放出来以后，23日，他准备去美国探亲，他的老婆孩子都在纽约。在首都机场，刘继被拦下来，并被没收了护照。这时他才知道。他属于被限制出境人员。那一段时间，他很苦闷，不知何时才会被解禁，何时才能与家人团聚。“被限制出境”，就像有一个无形的“紧箍咒”罩在头上，让人很不舒服。

到了七八月份，刘继听说，“瓦良格”已经离开了乌克兰黑海造船厂，过不了海峡，正在黑海上漂泊，前景不明。刘继心里有些紧张：如果船回不来，国有资产遭受损失，像我这种从海外回来的人，说不定会被当作替罪羊处理。怎么办？情急之下，他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信，简单陈述了自己在这个项目中的所作所为。他说：我在东方汇中公司，只是帮助起草和审阅法律文件，项目合不合法，资金怎么使用，都与律师无关。我唯一的工作是在法律上帮助国家挽救了这条船，完成了交付。（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