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问我：“你有问题吗?”

我说：“当然有。”然后我上前去和纽约通话：“张先生，你好！”

对方说：“你好！”

“我是被告的律师，我是华裔，我叫迈克·张，咱们俩同姓，只是大陆人拼法是zhang，台湾的拼法是Chang，你是ch，我是zh。向你问候。”

我这种亲切的寒暄，目的是告诉对方，我是华人律师，在为华人做事；你也是华人，暗示他相煎勿太急。他对我很客气，看来是明白了我的用意。

“张先生，”我说，“你每天都做这种电话翻译么?在迈阿密和别的地方。”

“是的，几乎每天都有。”

“大概每天你做这种电话翻译要做多少次?”

“平均每个月会有上百次吧。”

“这位徐小姐是三个月以前到迈阿密的，也就是说，在她之后的时间里，你已经翻译了大约三百多次，在这三百多次翻译中，你接待了大约有多少女性呢?多少男性呢?”

“这，搞不清了，大约百分之二十女性吧，百分之八十男性吧。”

“看你填的这份入境登记表，徐小姐的名字你没有拼对，出生年月日也没有拼对，是不是证明你对她的国语听得并不准确，才出现错误呢?”

“有这种可能性。”

“三个月当中，你为三百人作过翻译，你能肯定你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这位小姐的国语讲得特别好么?”

“不，不能肯定。”

“所以在笔录时才出现某些项目的错误。这位小姐是1960年5月13日出生，而你却登记为1961年6月15日出生，这些情况的出现，是不是说明你可能听不懂她的话?”

“有这种可能。”

“另外，徐小姐的名字你也搞错了，她叫徐婉芬，你翻译成了徐婉森，虽然读起来相差不大，但在文字上相差很大。”一般情况下，姓名的翻译有两种，一种是拼音的翻译，一种是老式英文的翻译。他用的是后一种方法，我故意夸大了拼音的发音，把差距变得更大。“是不是你不能肯定她的国语讲得特别流利?否则在名字的拼法上是不会出现错误的。”

“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不能说她讲的是流利的国语。”

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向他道谢后，继续进行法庭辩论。我向法庭提出：“事实很清楚，移民官张先生亲口讲了，他记不清楚徐小姐国语是否讲得很好，而且从简单的一张纸的笔录上看，出现两处错误，证明这位小姐的发言不标准，张先生听起来很困难，甚至听不懂。证明徐小姐的国语不如客家话。按照法律规定她在为自己辩护时，必须在语言沟通上毫无障碍，任何一点障碍，都会导致案情向对她不利的方向发展。因此，我要求将此案移到纽约去审理，因为纽约有客家话翻译。”

实际上我的根本目的是因为纽约移民局拘留所只有100张床位，通常是满的。一般情况下，他们只要求把案子转过去，人都不要去，案子的文件传到以后，草草履行一下手续，就让你在这面把人放了。

结果，徐婉芬的案子转去纽约不久，人就在迈阿密被放了出来。

这个例子说明，律师要想出奇制胜，不仅要熟悉法律条文，熟悉行政部门环节上的弱点，还要熟悉法庭辩护技巧，不然就很难达到预期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庭辩护，是件很艰难的事。这是对律师智力的检验，容不得半点疏忽。

（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