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艇长平时对部队要求很严格，但他更能以身作则，处处表率。当时他的家住在青岛黄台路潜艇支队宿舍，节假日都是骑自行车往返。一辆自行车骑了很多年，如果坏了，几乎都是我给他修。一直到1971年前后，才由我替他卖掉。卖车时我也打了“埋伏”。我向艇长提出：修车的俄罗斯活扳手留给我作纪念，他爽快地答应了。至今我还妥善地保藏着这把扳手。当然，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征集“文物”，我会毫不吝惜地捐献出来。

还有一件小事我始终不能忘记：一次我在整理文件柜时，发现了一个陈旧的毛主席头像，据说是支队搞的一次什么活动的奖品。但那头像是石膏做的，鼻尖已经磨平了，耳朵也磨残了，如果摆在外面极不严肃，但又不好处理。

“文革”期间，这种事情非常敏感，我冥思苦想没有好办法，只好向张艇长汇报，并暗示：不敢扔到垃圾箱里，不敢砸碎，不敢火烧，不敢掩埋，如果碰巧被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艇长听后瞪了我一眼：“这样的事你向我汇报，你叫我怎么办？你是革委会主任，你应该能办！”艇长说我能办，我能怎么办？最后，我用纸将石膏头像包好，放回原处。这种难题，还是交给后人处理吧！

1972年秋天，我艇奉命去武汉接新艇，副长吴贵初带了四五个人先到船厂打前站，我率第二批人员共21人去船厂做前期工作。我在上海给吴副长发了电报，通报了人员数量和到武汉的时间等。那时的电报只翻译汉字，不翻译阿拉伯数字。一向办事认真的吴副长这次却看走了眼，只看了汉字报文，却疏忽了括号中的数字“21”，误以为张艇长等全艇人员倾巢出动，就把电报往抽屉里一锁，去联系接待事宜。

第二天，吴副长率领工厂领导、军代表等人，开了四辆大客车，二辆小轿车，浩浩荡荡到码头接人。我等21人下船同吴副长会面后，吴副长不停地向后张望，问我：“艇长呢？”我说：“就来了我们21人，电报上不是都讲了吗？”吴副长一下傻了眼，工厂领导也很茫然。

我们到了住处，我催吴副长快拿出电报来看看，是不是翻译错了。一看电报，真相大白，大家啼笑皆非。

从武汉接艇回来不久，吴副长突然病倒了。医院诊断是肝硬化晚期，虽然做了手术，但是腹水严重，刀口一直不能愈合，时间不长就去世了。他是127、155艇最早去世的人，他的离去，让大家非常难过。随后，我受组织之托，与支队机关的曾参谋一起，专程去他的湖南老家为他处理后事。

本网站近期连载海军作家李忠效编著的纪实文学

《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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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效，笔名：钟笑。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